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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達達主義 許多藝術形式都不會有
來源:http://news.99ys.com/news/2016/0408/9_202696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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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tpl-c66d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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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時間: 2015-0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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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分享09年全國美化家居設計大賽獲獎作品、以及職業價值的提升。董-事長XX做了《有機整體家裝，引領未來發展趨勢》的主題演講。
達達主義藝術運動與愛因斯坦對宇宙與時間的思考、弗洛伊德對人類潛意識的研究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恐怖一起，扭轉了人們對世界的理解。
達達主義1916年起源于蘇黎世伏爾泰酒館（CabaretVoltaire），在包括柏林、巴黎、紐約在內的全球多個城市幾乎同時興起。它壽命不長，影響卻極為深遠，足以寫成半部二戰之后的文化史。如果沒有達達主義運動，今天的許多藝術形式都不會出現。
伏爾泰酒館位于蘇黎世老城中被稱作“下村”的尼德道爾夫區域鏡子胡同一號。那里屬于傳統的消費和娛樂區域，合法的紅燈區也蜷縮其間。今天，那里是造訪蘇黎世的游客必到之地。蘇黎世的城市地標——雙塔高聳的格羅斯大教堂，就在酒館的不遠處。然而，伏爾泰酒館非常低調，在過去的十幾年間，我每次來到蘇黎世，都會路過這家酒館，但直到兩年前，才意識到它就是達達主義的起源地。那一次，我打算進去喝一杯，但里面擠滿了忙著傾訴與親吻的年輕人，沒有一個空位。那些年輕人干凈而禮貌，與我對達達主義的印象形成極大落差。
一百年前，這處斜坡上的酒館，見證了無數醉醺醺的詩人、藝術家和野心勃勃的革命者的身影。他們即將改變世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并非瑞士國民，而是人類理性的最新產物——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彈驅逐至此，中立的瑞士吸引并容留了他們，一如德法雙籍的詩人及藝術家漢斯·讓·阿爾普所說：“出于對1914年世界戰爭無謂殺戮的厭惡，我們在蘇黎世獻身于藝術。當槍聲在遠方發出持續而低沉的隆隆聲時，我們竭盡全力唱歌、繪畫、拼圖、寫詩。我們在尋求一種基于基本原則的藝術來治療時代的瘋狂，尋找一種可以在天堂和地獄之間恢復平衡的事物的新秩序?！?br />
雖然并非所有蘇黎世的流亡者都像阿爾普一樣積極樂觀，認為可以尋找到一種新秩序，甚至藝術可以重新被發明，成為混亂多變的20世紀的新宗教，但藝術家的確因為厭惡戰爭而正在發明一種全新的運動。1916年2月5日，德國詩人及理論家雨果·巴爾和他的女友艾米·亨寧斯，以慕尼黑和柏林的酒館為原型，開出了這家與法國啟蒙運動旗手伏爾泰同名的酒館。酒館內設一個小舞臺、一架鋼琴，以及供約50人就座的桌椅。每當夜幕降臨，這里便輪番上演街頭歌謠、“黑人舞蹈”、詩歌朗誦等各式各樣體現“現代情感”（人們在享受歡愉的同時也感到災難迫在眉睫，生活支離破碎，失去了傳統秩序的統一性與連續性）的節目，觀演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空隙，觀者經常對演者報之以嘲弄，演者則以噪音相對抗。藝術家聲稱自己部分地重現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引發的心靈動蕩，釋放出連他們自己都覺得心神不寧的力量。
經常出沒于伏爾泰酒館的詩人和藝術家們，除了漢斯·讓·阿爾普——他在此展覽依據“機會定律”（類似于借助《易經》打卦，旨在發現混亂無序的自然模式與藝術的內在模式之間的交互作用）拼貼而成的極簡作品——以及他的女友，瑞士紡織設計師兼舞蹈家索菲亞·陶貝爾，她的頭像將在數十年后被印制在50瑞士法郎的紙幣上，創造出這一藝術流派的“作品”銷量紀錄，還包括羅馬尼亞詩人特里斯坦·查拉、羅馬尼亞藝術家馬塞爾·楊科、德國詩人理查德·許爾森貝克、德國作家瓦爾特·塞納、德國實驗派電影制片人漢斯·李希特、瑞典實驗派電影制片人維金·埃格林等。當時，他們最希望做的事，就是挑釁并顛覆以往的藝術觀念，因為他們對人類的理性提出了質疑，比如漢斯/讓·阿爾普，他在創作中轉而尋求人類理性之外的“機遇”，而且，在他們眼中，傳統藝術已經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嚴重侵蝕，油畫和雕塑成為了閨房之中無聊的擺設，所以他們選用廉價的紙張或是隨處可見的現成品，組合出新的結構，專注于表達觀念，絲毫也不考慮作品的銷路問題。在馬塞爾·楊科的一幅原作業已遺失的繪畫《伏爾泰酒館》中，我們可以看到舞臺上方懸掛著非洲面具。對于傳統歐洲藝術家來說，那是一個他者的符號，伏爾泰酒館的藝術家平等看待來自不同地域的文化現象，并借此表達著對現代戰爭的根源——民族主義的厭惡。他們多半深深認同于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認同于藝術首先要解決普遍的人性問題。正是基于這樣的共識與默契，酒館開業兩個月之后，“達達”這一自我命名誕生了。
藝術的新生
當時，詩人和藝術家決定出版一份刊物。依據雨果·巴爾的日記《逃離那個時代》的敘述，是他本人提出了“達達”的概念，創造出這一凸顯國際流動性的文化世界語：“達達”在羅馬尼亞語中意謂“是的，是的”，在法語中則為“木馬”和“竹馬”，對德國人來說，它又指向愚蠢的天真、生育的快樂以及對嬰兒車的全神貫注的癡迷……不過，德國達達的代表人物理查德·許爾森貝克卻聲稱，是他和巴爾一起快速翻閱詞典的時候，發現了這個詞，“達達”強調的是破裂與新生的觀念：這是孩童發出的第一個聲音，表達了一種原始感，它從零開始，是藝術的新生。
除此之外，關于“達達”的命名，還有形形色色的其他闡釋，不一而足，無窮無盡，一如“達達”本身，自相矛盾地代表一切，又似乎什么都不是，只是將肯定和否定荒謬地混合在一起。
達達主義反對一切，當然也包括他們自己。1917年之后，蘇黎世的達達團體因為聲名鵲起而逐漸將主要活動場所搬到了利馬河對岸的豪華大樓，比如以彩色玻璃、花磚火爐和魚類烹飪而聞名的沃格會館餐廳。達達主義者就像修正主義者那樣出售昂貴的晚會門票，預先擬好客人名單，以期吸引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開明觀眾”，也就是他們在一年前強烈反對的資產階級。柏林達達的骨干理查德·許爾森貝克諷刺他們舉辦的那些活動，就像“工藝美術的修甲沙龍，其特征是一群喝茶的老婦人借助于某種’瘋狂之物’，試圖恢復其正在失去的性能力”。
盡管如此，達達主義者嘗試“尋找一種可以在天堂和地獄之間恢復平衡的事物的新秩序”的努力，并且的確產生出許多影響后世的成果。比如特里斯坦·查拉寫在1918年《達達宣言》中的一句話，“客觀地說，一件藝術作品決不為任何人呈現美感”，實際上將傳統藝術中的人質——“美”，從二者的關系中釋放，宣布現代藝術與傳統美感的婚姻結束，不再存有任何標準化的美的經歷。在今天，走進世界上任何一家藝術館，都可以看到這句話產生的后果，傳統的“美”，不再是藝術家的負擔與責任。達達主義者對于現成品的運用及其衍化，則更是成為當代藝術的一種基本手段。
旅居美國的瑞士達達主義者馬塞爾·杜尚使用的現成品概念，以及他對大眾文化的興趣，為日后的波普藝術提供了一種參照，并促成了從視覺藝術到音樂、表演等領域的諸多精妙推演。而稍晚一輩的瑞士藝術家讓·丁格利則更進一步，如果說馬塞爾·杜尚還是關注于“作品—工業產品”的形式層面，那么讓·丁格利則是著手拆解并重組“作品—工業產品”的具體“功能”，借助功能無效性對抗現代社會之于功能的期待。他將達達主義者青睞的拼貼，發展為大型動態機械裝置作品，將各色材料不精密而不勤勉地組合，并催生疏松而荒謬的運動。
達達主義者反對的是后啟蒙時代的理性精神。啟蒙運動主要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斷定，“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而達達主義者卻是鐵了心要為自己加持啟蒙主義者眼里的“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因為在讓·丁格利這樣的人物看來，“真正的藝術顯然是對整體文化的一種徹底叛逆，而且表明了一種政治的傾向?！北M管他并不愿承認自己是一名達達主義者——“我的作品都是‘非藝術’，這些作品在畫廊中看起來很有意思，它們表達了達達理念……那些仍在世的達達主義藝術大師認為我的作品體現的‘反藝術’正是他們所尋找的……我使達達主義步入正軌”，但“我卻并不是達達主義者”。然而，他那些以“沒有什么意味的”作品反對著作品本身的作品，只不過是從伏爾泰酒館出發的登山專用齒軌鐵路所抵達的山腰一站。
有意思的是，以美國過程哲學家大衛·格里芬為代表的后現代科學界，已經從科學理論的角度闡述了達達主義式向無意義致敬的祛魅世界觀之于現代社會的“正確性”，比如他在《后現代科學——科學魅力的再現》一書中所說，“這種祛魅的世界觀既是現代科學的依據，又是現代科學產生的先決條件，并幾乎被一致認為是科學本身的結果和前提?！F代’哲學、神學和藝術之所以與眾不同，在于它們把現代性的祛魅的世界觀當作了科學的必然條件”，“不僅在‘自然界’，而且在整個世界中，經驗都不占有真正重要的地位。因而，宇宙間的目的、價值、理想和可能性都不重要，也沒有什么自由、創造性、暫時性或神性。不存在規范甚至真理，一切最終都是毫無意義的”。
日常生活的革命
伏爾泰酒館所在的老屋，實際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作為達達主義元老的各國藝術家返鄉之后，便在20世紀的多半剩余時光中處于空置狀態，甚至差點兒被拆遷、變賣。不過，幸運的是，它總算被蘇黎世本地藝術家的占領行動以及隨后的議會辯論保留了下來——2002年2月2日，馬克·迪沃率領十幾個人闖了進去，所有人都穿上正裝，在這座破敗的“前衛的紀念碑”里舉辦了一場音樂會。2004年9月30日，借助于蘇黎世市政府資金的補貼，伏爾泰酒館重新開業。
“如果談到達達主義，只把它看作一場時代思潮，那么就會把它與伏爾泰酒館分離開。但群眾就是群眾，他們喜歡將達達主義和伏爾泰酒館綁定在一起?！本起^現任經理艾德里安·諾茲以近乎列寧的口吻如此表示：“即使伏爾泰酒館不復存在，這對于達達來說也算不上災難，但這對于蘇黎世來說卻將會是一場災難。即使其他地方認可達達，例如巴黎和柏林，但是達達的發源地終也只有一個?！?br />
我不清楚真正的達達主義者是否喜歡原教旨主義一般追溯歷史的方式：為了呼應達達主義誕生一百周年的國家性紀念主題（我在從中國前往瑞士的飛機上，就在雜志上讀到了跨版紀念廣告），伏爾泰酒館的正廳努力恢復成1916年的風格，與伏爾泰胸像相伴的，是墻壁和立柱上懸掛的那些達達主義“經典樣式”的圖畫、拼貼和照片，桌椅看上去也很陳舊，依然僅供50人左右使用，小舞臺一側的小鋼琴看上去的確超過了100……不過，伏爾泰酒館中也有一些新鮮的東西，比如擺滿藝術衍生品的商店，以及穿過商店繼續下行所抵達的那個洞穴里的劇場，中間是一座閃閃發光的金屬舞臺，階梯狀，就像小型金字塔，塔頂矗立一根同樣材質的煙囪或柱子，將觀眾的視線引向天花板，那上面以達達的方式記錄著達達的歷史，以及從未參加過達達主義運動的達達主義者的名字，比如詹姆斯·喬伊斯、卡爾·榮格，等等，實際上，蘇黎世歌劇院旁邊的大使酒店也是這么干的，樓梯一側旋轉向上的墻壁成為了展覽空間，陳列著推翻“唯一絕對”陣營的“一百單八將”的肖像與生平，其中包括愛因斯坦與弗洛伊德。
這是一場徹底的狂歡。整個蘇黎世都已沉浸在這種追溯與狂歡之中：名為《達達蘇黎世》的城市地圖上標出了163個與這一運動相關的地點；瑞士境內擁有最多達達藝術品的收藏機構蘇黎世藝術博物館，正在舉辦“重建全球達達”展覽，并著手將檔案柜中沉睡多年的達達文獻和540件藝術作品數字化；火車站附近的國家博物館則在舉辦“全世界的達達”展覽，意在闡釋達達的國際化及其對后世的影響，其副策展人巨日·斯坦納亦是創建紀念達達一百周年網站和組織相關活動的協會主席；此外，還有無數的其他展覽、演出、朗誦會、討論會、化裝舞會、城市游、圖書出版、紀錄片以及網絡項目……
伏爾泰酒館正在舉辦為期165天的馬拉松式慶?；顒?，并推出一個名為《癡迷達達》的展覽。我之所以會像讓·丁格利的裝置中的一小截彈簧那樣在清晨六點冒雪趕往伏爾泰酒館，就是為了去聆聽馬拉松式紀念活動中的一場晨禱般的詩歌朗誦。
前一天夜里，我剛剛在酒館聽過一場朗誦。一位漫游歐洲的詩人，帶來兩臺彩色速印機，將鑲嵌著自己詩句的達達主義風格招貼畫現場打印出來，贈與觀眾?；顒咏Y束，正當我準備離開伏爾泰，前往對面的Baltho酒店品嘗一杯最新推出的“達達主義苦艾酒”的時候，負責藝術項目的諾拉·豪斯維特叫住了我，她提醒道，明天六點半還有一場朗誦。哦，很遺憾，明天中午我就離開蘇黎世了。不，她說，不是下午六點半，而是早上，艾德里安·諾茲每天在那個時刻朗誦一位達達主義者的作品。喔，這真有點意思。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和其他三名本地觀眾，以及另一名國際觀眾一道，在一片灰黑的黯淡之中，再度鉆入剛剛亮起燈光的伏爾泰酒館。
朗誦并未準時開始——否則真不達達——差不多六點三刻的時候，身著正裝的艾德里安·諾茲掃視了一下所有觀眾，然后轉問我：英文朗誦，怎么樣？當然好。于是，他打開一本書，面向觀眾介紹今天的詩歌作者，達達主義藝術家奧托·格里貝爾的生平，身旁豎著一個高科技的樂譜架——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應該擺放紙質樂譜的位置夾著一臺平板電腦，設置為自拍模式。之后，他轉過身去，背對著觀眾朗誦。1916年6月23日，雨果·巴爾在這里朗誦語音詩歌的“經典照片”張懸在他身前的墻壁上，仿佛一具圣像。那個晚上，他被帶往一排繪有涂鴉的樂譜架前，開始大聲朗誦咒語：gadjiberibimba/glandridilaulilonnicadori/gadjamabimberiglassala……
語音詩歌朗誦中一連串刺耳的無意義的噪音，既來自于達達主義者對意大利未來主義者詩歌表演的借鑒，更來自于雨果·巴爾的“發明”——他將詩歌拆碎，將基本詞匯與生造詞匯混雜于一處，從而比意大利先驅的作品更“抽象”，成為含混不清的咒語。他強調，“在語音詩歌里，我們完全拋棄了已被新聞界濫用的語言……我們必須恢復字詞最幽深之處的魔力?！?br />
我沒能聽懂一個字。朗誦結束，沒有人發出早期達達主義者必須面對的嘲笑，唯有一連串禮貌的掌聲。艾德里安·諾茲投桃報李，提出請大家喝杯咖啡。但當他鉆入吧臺，奮力搗鼓了一陣之后，又嚴肅地走回正廳宣布：咖啡機壞了，沒有咖啡了。
多么完美！否則多么不達達！這讓我想起范內哲姆在1968年撰寫的《日常生活的革命》中的一句話：“達達的開始是重新發現活生生的體驗及其可能的樂趣——它的結束是對所有觀點的顛覆，它創造了一個嶄新的宇宙?！?br />
達達主義1916年起源于蘇黎世伏爾泰酒館（CabaretVoltaire），在包括柏林、巴黎、紐約在內的全球多個城市幾乎同時興起。它壽命不長，影響卻極為深遠，足以寫成半部二戰之后的文化史。如果沒有達達主義運動，今天的許多藝術形式都不會出現。
伏爾泰酒館位于蘇黎世老城中被稱作“下村”的尼德道爾夫區域鏡子胡同一號。那里屬于傳統的消費和娛樂區域，合法的紅燈區也蜷縮其間。今天，那里是造訪蘇黎世的游客必到之地。蘇黎世的城市地標——雙塔高聳的格羅斯大教堂，就在酒館的不遠處。然而，伏爾泰酒館非常低調，在過去的十幾年間，我每次來到蘇黎世，都會路過這家酒館，但直到兩年前，才意識到它就是達達主義的起源地。那一次，我打算進去喝一杯，但里面擠滿了忙著傾訴與親吻的年輕人，沒有一個空位。那些年輕人干凈而禮貌，與我對達達主義的印象形成極大落差。
一百年前，這處斜坡上的酒館，見證了無數醉醺醺的詩人、藝術家和野心勃勃的革命者的身影。他們即將改變世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并非瑞士國民，而是人類理性的最新產物——被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炮彈驅逐至此，中立的瑞士吸引并容留了他們，一如德法雙籍的詩人及藝術家漢斯·讓·阿爾普所說：“出于對1914年世界戰爭無謂殺戮的厭惡，我們在蘇黎世獻身于藝術。當槍聲在遠方發出持續而低沉的隆隆聲時，我們竭盡全力唱歌、繪畫、拼圖、寫詩。我們在尋求一種基于基本原則的藝術來治療時代的瘋狂，尋找一種可以在天堂和地獄之間恢復平衡的事物的新秩序?！?br />
雖然并非所有蘇黎世的流亡者都像阿爾普一樣積極樂觀，認為可以尋找到一種新秩序，甚至藝術可以重新被發明，成為混亂多變的20世紀的新宗教，但藝術家的確因為厭惡戰爭而正在發明一種全新的運動。1916年2月5日，德國詩人及理論家雨果·巴爾和他的女友艾米·亨寧斯，以慕尼黑和柏林的酒館為原型，開出了這家與法國啟蒙運動旗手伏爾泰同名的酒館。酒館內設一個小舞臺、一架鋼琴，以及供約50人就座的桌椅。每當夜幕降臨，這里便輪番上演街頭歌謠、“黑人舞蹈”、詩歌朗誦等各式各樣體現“現代情感”（人們在享受歡愉的同時也感到災難迫在眉睫，生活支離破碎，失去了傳統秩序的統一性與連續性）的節目，觀演之間幾乎沒有任何空隙，觀者經常對演者報之以嘲弄，演者則以噪音相對抗。藝術家聲稱自己部分地重現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引發的心靈動蕩，釋放出連他們自己都覺得心神不寧的力量。
經常出沒于伏爾泰酒館的詩人和藝術家們，除了漢斯·讓·阿爾普——他在此展覽依據“機會定律”（類似于借助《易經》打卦，旨在發現混亂無序的自然模式與藝術的內在模式之間的交互作用）拼貼而成的極簡作品——以及他的女友，瑞士紡織設計師兼舞蹈家索菲亞·陶貝爾，她的頭像將在數十年后被印制在50瑞士法郎的紙幣上，創造出這一藝術流派的“作品”銷量紀錄，還包括羅馬尼亞詩人特里斯坦·查拉、羅馬尼亞藝術家馬塞爾·楊科、德國詩人理查德·許爾森貝克、德國作家瓦爾特·塞納、德國實驗派電影制片人漢斯·李希特、瑞典實驗派電影制片人維金·埃格林等。當時，他們最希望做的事，就是挑釁并顛覆以往的藝術觀念，因為他們對人類的理性提出了質疑，比如漢斯/讓·阿爾普，他在創作中轉而尋求人類理性之外的“機遇”，而且，在他們眼中，傳統藝術已經被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嚴重侵蝕，油畫和雕塑成為了閨房之中無聊的擺設，所以他們選用廉價的紙張或是隨處可見的現成品，組合出新的結構，專注于表達觀念，絲毫也不考慮作品的銷路問題。在馬塞爾·楊科的一幅原作業已遺失的繪畫《伏爾泰酒館》中，我們可以看到舞臺上方懸掛著非洲面具。對于傳統歐洲藝術家來說，那是一個他者的符號，伏爾泰酒館的藝術家平等看待來自不同地域的文化現象，并借此表達著對現代戰爭的根源——民族主義的厭惡。他們多半深深認同于巴枯寧的無政府主義，認同于藝術首先要解決普遍的人性問題。正是基于這樣的共識與默契，酒館開業兩個月之后，“達達”這一自我命名誕生了。
藝術的新生
當時，詩人和藝術家決定出版一份刊物。依據雨果·巴爾的日記《逃離那個時代》的敘述，是他本人提出了“達達”的概念，創造出這一凸顯國際流動性的文化世界語：“達達”在羅馬尼亞語中意謂“是的，是的”，在法語中則為“木馬”和“竹馬”，對德國人來說，它又指向愚蠢的天真、生育的快樂以及對嬰兒車的全神貫注的癡迷……不過，德國達達的代表人物理查德·許爾森貝克卻聲稱，是他和巴爾一起快速翻閱詞典的時候，發現了這個詞，“達達”強調的是破裂與新生的觀念：這是孩童發出的第一個聲音，表達了一種原始感，它從零開始，是藝術的新生。
除此之外，關于“達達”的命名，還有形形色色的其他闡釋，不一而足，無窮無盡，一如“達達”本身，自相矛盾地代表一切，又似乎什么都不是，只是將肯定和否定荒謬地混合在一起。
達達主義反對一切，當然也包括他們自己。1917年之后，蘇黎世的達達團體因為聲名鵲起而逐漸將主要活動場所搬到了利馬河對岸的豪華大樓，比如以彩色玻璃、花磚火爐和魚類烹飪而聞名的沃格會館餐廳。達達主義者就像修正主義者那樣出售昂貴的晚會門票，預先擬好客人名單，以期吸引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開明觀眾”，也就是他們在一年前強烈反對的資產階級。柏林達達的骨干理查德·許爾森貝克諷刺他們舉辦的那些活動，就像“工藝美術的修甲沙龍，其特征是一群喝茶的老婦人借助于某種’瘋狂之物’，試圖恢復其正在失去的性能力”。
盡管如此，達達主義者嘗試“尋找一種可以在天堂和地獄之間恢復平衡的事物的新秩序”的努力，并且的確產生出許多影響后世的成果。比如特里斯坦·查拉寫在1918年《達達宣言》中的一句話，“客觀地說，一件藝術作品決不為任何人呈現美感”，實際上將傳統藝術中的人質——“美”，從二者的關系中釋放，宣布現代藝術與傳統美感的婚姻結束，不再存有任何標準化的美的經歷。在今天，走進世界上任何一家藝術館，都可以看到這句話產生的后果，傳統的“美”，不再是藝術家的負擔與責任。達達主義者對于現成品的運用及其衍化，則更是成為當代藝術的一種基本手段。
旅居美國的瑞士達達主義者馬塞爾·杜尚使用的現成品概念，以及他對大眾文化的興趣，為日后的波普藝術提供了一種參照，并促成了從視覺藝術到音樂、表演等領域的諸多精妙推演。而稍晚一輩的瑞士藝術家讓·丁格利則更進一步，如果說馬塞爾·杜尚還是關注于“作品—工業產品”的形式層面，那么讓·丁格利則是著手拆解并重組“作品—工業產品”的具體“功能”，借助功能無效性對抗現代社會之于功能的期待。他將達達主義者青睞的拼貼，發展為大型動態機械裝置作品，將各色材料不精密而不勤勉地組合，并催生疏松而荒謬的運動。
達達主義者反對的是后啟蒙時代的理性精神。啟蒙運動主要哲學家伊曼努爾·康德斷定，“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而達達主義者卻是鐵了心要為自己加持啟蒙主義者眼里的“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因為在讓·丁格利這樣的人物看來，“真正的藝術顯然是對整體文化的一種徹底叛逆，而且表明了一種政治的傾向?！北M管他并不愿承認自己是一名達達主義者——“我的作品都是‘非藝術’，這些作品在畫廊中看起來很有意思，它們表達了達達理念……那些仍在世的達達主義藝術大師認為我的作品體現的‘反藝術’正是他們所尋找的……我使達達主義步入正軌”，但“我卻并不是達達主義者”。然而，他那些以“沒有什么意味的”作品反對著作品本身的作品，只不過是從伏爾泰酒館出發的登山專用齒軌鐵路所抵達的山腰一站。
有意思的是，以美國過程哲學家大衛·格里芬為代表的后現代科學界，已經從科學理論的角度闡述了達達主義式向無意義致敬的祛魅世界觀之于現代社會的“正確性”，比如他在《后現代科學——科學魅力的再現》一書中所說，“這種祛魅的世界觀既是現代科學的依據，又是現代科學產生的先決條件，并幾乎被一致認為是科學本身的結果和前提?！F代’哲學、神學和藝術之所以與眾不同，在于它們把現代性的祛魅的世界觀當作了科學的必然條件”，“不僅在‘自然界’，而且在整個世界中，經驗都不占有真正重要的地位。因而，宇宙間的目的、價值、理想和可能性都不重要，也沒有什么自由、創造性、暫時性或神性。不存在規范甚至真理，一切最終都是毫無意義的”。
日常生活的革命
伏爾泰酒館所在的老屋，實際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作為達達主義元老的各國藝術家返鄉之后，便在20世紀的多半剩余時光中處于空置狀態，甚至差點兒被拆遷、變賣。不過，幸運的是，它總算被蘇黎世本地藝術家的占領行動以及隨后的議會辯論保留了下來——2002年2月2日，馬克·迪沃率領十幾個人闖了進去，所有人都穿上正裝，在這座破敗的“前衛的紀念碑”里舉辦了一場音樂會。2004年9月30日，借助于蘇黎世市政府資金的補貼，伏爾泰酒館重新開業。
“如果談到達達主義，只把它看作一場時代思潮，那么就會把它與伏爾泰酒館分離開。但群眾就是群眾，他們喜歡將達達主義和伏爾泰酒館綁定在一起?！本起^現任經理艾德里安·諾茲以近乎列寧的口吻如此表示：“即使伏爾泰酒館不復存在，這對于達達來說也算不上災難，但這對于蘇黎世來說卻將會是一場災難。即使其他地方認可達達，例如巴黎和柏林，但是達達的發源地終也只有一個?！?br />
我不清楚真正的達達主義者是否喜歡原教旨主義一般追溯歷史的方式：為了呼應達達主義誕生一百周年的國家性紀念主題（我在從中國前往瑞士的飛機上，就在雜志上讀到了跨版紀念廣告），伏爾泰酒館的正廳努力恢復成1916年的風格，與伏爾泰胸像相伴的，是墻壁和立柱上懸掛的那些達達主義“經典樣式”的圖畫、拼貼和照片，桌椅看上去也很陳舊，依然僅供50人左右使用，小舞臺一側的小鋼琴看上去的確超過了100……不過，伏爾泰酒館中也有一些新鮮的東西，比如擺滿藝術衍生品的商店，以及穿過商店繼續下行所抵達的那個洞穴里的劇場，中間是一座閃閃發光的金屬舞臺，階梯狀，就像小型金字塔，塔頂矗立一根同樣材質的煙囪或柱子，將觀眾的視線引向天花板，那上面以達達的方式記錄著達達的歷史，以及從未參加過達達主義運動的達達主義者的名字，比如詹姆斯·喬伊斯、卡爾·榮格，等等，實際上，蘇黎世歌劇院旁邊的大使酒店也是這么干的，樓梯一側旋轉向上的墻壁成為了展覽空間，陳列著推翻“唯一絕對”陣營的“一百單八將”的肖像與生平，其中包括愛因斯坦與弗洛伊德。
這是一場徹底的狂歡。整個蘇黎世都已沉浸在這種追溯與狂歡之中：名為《達達蘇黎世》的城市地圖上標出了163個與這一運動相關的地點；瑞士境內擁有最多達達藝術品的收藏機構蘇黎世藝術博物館，正在舉辦“重建全球達達”展覽，并著手將檔案柜中沉睡多年的達達文獻和540件藝術作品數字化；火車站附近的國家博物館則在舉辦“全世界的達達”展覽，意在闡釋達達的國際化及其對后世的影響，其副策展人巨日·斯坦納亦是創建紀念達達一百周年網站和組織相關活動的協會主席；此外，還有無數的其他展覽、演出、朗誦會、討論會、化裝舞會、城市游、圖書出版、紀錄片以及網絡項目……
伏爾泰酒館正在舉辦為期165天的馬拉松式慶?；顒?，并推出一個名為《癡迷達達》的展覽。我之所以會像讓·丁格利的裝置中的一小截彈簧那樣在清晨六點冒雪趕往伏爾泰酒館，就是為了去聆聽馬拉松式紀念活動中的一場晨禱般的詩歌朗誦。
前一天夜里，我剛剛在酒館聽過一場朗誦。一位漫游歐洲的詩人，帶來兩臺彩色速印機，將鑲嵌著自己詩句的達達主義風格招貼畫現場打印出來，贈與觀眾?；顒咏Y束，正當我準備離開伏爾泰，前往對面的Baltho酒店品嘗一杯最新推出的“達達主義苦艾酒”的時候，負責藝術項目的諾拉·豪斯維特叫住了我，她提醒道，明天六點半還有一場朗誦。哦，很遺憾，明天中午我就離開蘇黎世了。不，她說，不是下午六點半，而是早上，艾德里安·諾茲每天在那個時刻朗誦一位達達主義者的作品。喔，這真有點意思。于是，第二天一早，我和其他三名本地觀眾，以及另一名國際觀眾一道，在一片灰黑的黯淡之中，再度鉆入剛剛亮起燈光的伏爾泰酒館。
朗誦并未準時開始——否則真不達達——差不多六點三刻的時候，身著正裝的艾德里安·諾茲掃視了一下所有觀眾，然后轉問我：英文朗誦，怎么樣？當然好。于是，他打開一本書，面向觀眾介紹今天的詩歌作者，達達主義藝術家奧托·格里貝爾的生平，身旁豎著一個高科技的樂譜架——如果仔細觀察，會發現應該擺放紙質樂譜的位置夾著一臺平板電腦，設置為自拍模式。之后，他轉過身去，背對著觀眾朗誦。1916年6月23日，雨果·巴爾在這里朗誦語音詩歌的“經典照片”張懸在他身前的墻壁上，仿佛一具圣像。那個晚上，他被帶往一排繪有涂鴉的樂譜架前，開始大聲朗誦咒語：gadjiberibimba/glandridilaulilonnicadori/gadjamabimberiglassala……
語音詩歌朗誦中一連串刺耳的無意義的噪音，既來自于達達主義者對意大利未來主義者詩歌表演的借鑒，更來自于雨果·巴爾的“發明”——他將詩歌拆碎，將基本詞匯與生造詞匯混雜于一處，從而比意大利先驅的作品更“抽象”，成為含混不清的咒語。他強調，“在語音詩歌里，我們完全拋棄了已被新聞界濫用的語言……我們必須恢復字詞最幽深之處的魔力?！?br />
我沒能聽懂一個字。朗誦結束，沒有人發出早期達達主義者必須面對的嘲笑，唯有一連串禮貌的掌聲。艾德里安·諾茲投桃報李，提出請大家喝杯咖啡。但當他鉆入吧臺，奮力搗鼓了一陣之后，又嚴肅地走回正廳宣布：咖啡機壞了，沒有咖啡了。
多么完美！否則多么不達達！這讓我想起范內哲姆在1968年撰寫的《日常生活的革命》中的一句話：“達達的開始是重新發現活生生的體驗及其可能的樂趣——它的結束是對所有觀點的顛覆，它創造了一個嶄新的宇宙?！?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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